--人生的况味--
●青年时代的正常状态是什么，我想一切还是从真诚的谦虚开始。青年人应该懂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精精彩彩、复复杂杂地存在过无数年，我们什么也不懂，能够站筝脚下的一角建设一点什么，已是万幸。如果刻苦数年，居然从脚下扎下根去，与世界的整体血脉相连，那也就使自己单薄的生命接通了人类。应该为这种接通而惊喜，试想区区五尺之躯，接通于千年之前，接通于万里之外，正是这种接通使自己领略崇高，问津壮丽，体验多元，哪能值得骤然变脸，扯断这些接通，不分青红皂白，你死我活地批判起来？这种谦然安然的生态，也可免除青春生命的无谓浪费，让青年人有可能欢天喜地地活得像青年。

●人类最爱歌颂和赞美的是初恋，但在那个说不清算是少年还是青年的年岁，连自己是谁还没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种关及终身的情感选择？因此，那种选择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而人类明知如此却不吝赞美，赞美那种因为不正确而必然导致的两相糟践；在这种赞美和糟践中，人们会渐渐成熟，结识各种异性，而大抵在中年，终于会发现那个“唯一”的出现。但这种发现多半已经没有意义，因为他们肩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太在乎发现，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别。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谑。

●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一个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的鼓动永远是为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记。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人性的温度--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奥林匹克精神照耀下的各民族健儿的极限性拼搏是一种提醒，而始终无视生死鸿沟的探险壮士更是一种提醒：作为一个人，能达到何等样的强健。强健到超尘脱俗，强健到无牵无挂，强健到无愧于缈缈祖先，茫茫山川。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相互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使对方活得更加温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相互呼应和确认。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使对方活得更加温暖、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宏观的因果--
●现代科学已经能够勉强说明一个生命的来源。但是，这只是一种片断性的状态描述。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那么，父母的生命呢？
    也许在北宋末年，长江岸边，几个渔民救起了一个落水的行人，这是你的先祖。然后，清代，一群将军阻止了一场即将毁灭整个村庄的战乱，而这个村庄正生息着你的前辈……
    以此类推，千百年间早就被彻底遗忘的一件寒衣、一碗稀粥、一剂汤药、一块跳板、一根手杖，都可能与你的生命有关。
    世上全部善良的点点滴滴，粘连了时时有可能中断的游丝一线。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只是最后一个环节。
    瓜豆的种子来自何方？又是什么因缘使它们进化成今天的瓜今天的豆？如能细细追索，必是一部有关人生生存的浩繁史诗。
    人的生命更其珍罕，不知由多少奇迹聚合而成。说自己偶尔来到世间，是一种忘恩负义的罪过。
    为了报答世间恩义，唯一的道路是时时行善，点滴不捐，维护人类生命的正常延续。
    因自己的投入，加固人们的正面因果。

●宏观的因果，是一种不朽的因果。为此，胡适先生曾写过一篇《不朽》来表述。
    节约了一杯水，细细推导，正面结果将是不朽的；随地吐一口痰，细细推导，负面结果也将不朽。那么同样，美言不朽，恶语不朽，任何一个微笑不朽，任何一次伤害不朽……它们全都轻轻地传递着，曲折地积累着，迟早会归并成两个世界，一个让人喜乐的世界，一个让人厌弃的世界。

●宏观的因果是看不见的，却是最重要的。
    恶人不看因果，好人想看因果。结果，恶人总是侥幸，好人总是失望。
    应该告诉好人：我们的生命来得遥远，因此任何行为不求当世回报。真正的善良不求感谢，因为我们要感谢千百年来的善良带给今天的人类尊严，还忙不过来。

●我们遇到恶，大多与我们的行为无关，更与我们的命运无关。
    恶的出现，也是宏观因果的产物。多少年前的某个阴谋，给世间增添了一份仇恨；千百里外的一次争吵，为文坛留存了一堆脏话；几十年前的一场灾难，为民族加注了几分兽性……
    也许，一种过于突然的成功，激发了他人心中的嫉妒；一种过于激烈的实验，导致了社会心态的失衡；一种过于广阔的占领，剥夺了某些同行的机会……
    似乎能找到近期的原因，其实全是远期的原因。
    我们怎么能对远处生成恶，产生多大的仇恨？
    唯一能做的事是：它来了，正巧来到我跟前，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我，把宏观因果的负面积累，开始改写成正面。

●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有时乍一看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如果一种文明的遗迹只能面对后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尊严的获得--
●人间的全部美好，都来自于人格的中转。因此，要捍卫美好，就必须捍卫人格。在人格不受尊重的年代，一切所谓美好，只是空洞欺骗。

●感谢我的长辈，没有在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骂我一句、打我一下。于是，我在应该建立人格的时候建立了人格，应该拥有尊严的时代拥有了尊严。我正是带着这两笔财富走进灾难的，事实证明，灾难能吞没一切，却无法吞没这样一个青年。
    没有挨过打骂的青年反而并不畏惧打骂，因为这个时间顺序提供了一个人格自立的机会。如果把顺序颠倒，让小小的生命经历一个没有尊严的童年，那么，我也许只能沉入灾难而无法穿越。

●如果说，灾难中的受辱无法动摇我的人格，那么，灾难后的人格必然鼓励我拒绝受辱。
    灾难的经历使我看轻灾难，这便是人格的二度自立。

●人间尊严的一个关键形态，是美。
    美有可能被迫失去尊严，但尊严总会转化为美。
    美之于人，集中了自信、教养、风度、见识，最终凝结成一种外化形态，举手投足气象非凡。这种气象，使尊严获得塑造，从此不再涣散。

●中国文人长期处于一种多方依附状态，依附权势，依附教条，依附未经自身选择的观念，依附自欺欺人的造型，结果，最难保持尊严。
    有的文人为了摆脱依附而远逃山泽，在无所谓尊严的冷僻角落寻找尊严，在意想不到的物质困境中失去尊严，结果，只在寂寞的诗文间呼唤着尊严。
    可笑的是，比之于全世界，最缺少尊严的中国文人最喜欢摆弄尊严。到今天，想做官而不得，想成名而无方，想进入公众视线而无门，也成了他们故意固守清寒的“尊严”。
    因此，“尊严”二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需要改写。

●一切善良都好像是传说，一切美丽都面临着杀戮，间离了看，它们毫无力量，但在白天和黑夜的交接处它们却能造成期待。正是期待，成了善良和美丽的生命线。

嗯哼？这个貌似应该发到其他的板块才对呢，希望作者能注意下，这种情况以后不能再出现了。

--灾难的脚印--
●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

●灾难的脚印总是由伪装道义的脚步留下。

●我们都曾从那里走过。
    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
    我们能自己开路吗？问题是向哪里开？目标何在？
    没有目标的路，不能叫路。因此，只能暂时有一条从众的路，无奈的路，探底的路，练步的路，暖身的路，然后，思虑定当，开辟新路。

●我的青春，和灾难相伴。
    我的搏斗，堪称英勇，并把搏斗的脚印留在那块土地。
    这是我骄傲的履历。
    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脚印留在灾难的土地上？于是他们疑窦重重地勘探起三十几年前的脚印。
    他们自己似乎是“飞”过灾难的，因此与脚印无关，与灾难无关。
    与灾难无关的人也与中国无关。
    没有离开中国却与中国无关，实在值得同情。

●当负面声浪围绕四周时，立即回想自己有没有真的做错什么。如果没有，那么就应该明白，这是对自己重要性的肯定，对自己以全新生态构成对众人挑战的肯定，对自己生命优越性的肯定。
    对肯定，有什么可声辩的呢？
    谦虚地领受吧，把骄傲藏在心底。
    全部表情是：微笑着，又像是没笑。

●武士最大的风采，出现在剑戟丛中。
    剑戟锈蚀了，英雄也就萎谢了。
    因此，一听剑戟声在身后响起，就会满心喜悦地自问：这是不是英雄交响乐的序曲？

●在这平庸的年代，有谁能享受千军万马向自己奔来的荣耀？
    千军万马不可能让一个人受伤。找不到方向的队伍呼喊着一个人的名字胡乱冲撞。
    这种呼喊，不管开始是不是捉拿声，到最后，必然成为欢呼声。他们把他拥戴成了坐标。

●恶言脏语是不可忍受的。
    问题是：谁让你忍受了？
    喊着你的名字并不是一定要让你忍受，就像集市间的小贩拉住了你的衣袖，你可以抽袖而走，快步离去。
    冲着你的脸面也并不一定要让你忍受，就像排污口喷出一股异味，你不必停下脚步来细细品尝。
    恶言脏语的功用，九成是自贬自辱，只有一成留给被攻击者消受。但是，又有几个被攻击者真的去消受了呢？难道里边有你一个？
    世上总有垃圾。对垃圾，我们只处理，不消受。

●年轻的你们，使我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同样是二十岁，你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优越。只有一点我比你们优越，而且你们很难追赶，那就是，灾难使我对善良特别敏感。
    我在极度饥饿中向周围的朋友求借饭票，伸手接取的时候会迅捷地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神，我能辨识出眼神角落哪怕一丝的勉强。
    于是，我也彻底明白了善良的本体和边角。
    当然，灾难更使我敏感真正的邪恶

--心中的恶狼--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
    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杰，也未必是元凶巨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极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论，他们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学者。很难说他们是好人坏人，但由于他们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躁，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一一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得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黯淡、紊乱、荒唐。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并没有留下清楚的行为印记，他们绝不想对什么负责，而且确实也无法让他们负责。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蚀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你终于愤怒了，聚集起万钧雷霆准备轰击，没想到这些声音和眉眼也与你在一起愤怒，你突然失去了轰击的对象。你想不予理会，掉过头去，但这股腐浊气却悠悠然地不绝如缕。
    我相信，历史上许多钢铸铁浇般的政治家、军事家，最终悲怅辞世的时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确的政敌和对手，而是曾经给过自己很多腻耳的佳言和突变的脸色、最终还说不清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那些人物。处于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动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汇：“小人……”

●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他先秦哲学家来了，他们那么早就浓浓地划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诚然，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相互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弹性，但后世大量新创立的社会范畴都未能完全地取代这种古典划分。
    孔夫子提供这个划分当然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而当我们长久地放弃这个划分之后，小人就会像失去监视的盗贼、冲决堤岸的洪水，汹涌泛滥。结果，不愿再多说小人的中国历史，小人的阴影反而越来越浓。他们组成了道口路边上密密层层的许多暗角，使得本来就已经十分艰难的民族步履，在那里趔趄、错乱，甚至回头转向，或拖地不起。即使是智慧的光亮、勇士的血性，也对这些霉苔斑斑的角落无可奈何。

●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断，大多数谣言是很容易识破的，但居然会被智力并不太低的人大规模传播，原因只能说是传播者对谣言有一种潜在需要。只要想一想历来被谣言攻击的人大多数是那些有理由被别人暗暗嫉妒，却没有理由被公开诋毁的人物，我们就可明白其中奥秘了。谣言为传播、信谣言者而设，按接受美学的观点，谣言的生命扎根于传谣、信谣者的心底。

●仇恨可以用仁慈浇灭，强敌可以用武力征服，自然灾难虽然不容易对付但形态明确，而谎言呢？仁慈和武力都没有用，而形态又是那么暧昧。怪不得它千年葱茏、万古不灭。有那么多小人躲藏在谎言后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敌人不足惧，麻烦的是仇恨，仇恨造就难于战胜的敌人

●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蹋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名誉上的事情没有止境，你参破到什么程度，紧接着就有超过这一高度的骚扰让你神乱性迷，失去方寸。就像是催逼，又像是驱赶，非把你从安宁自足的景况中驱赶出来不可。

●一路行走一路怀疑，一路怀疑一路行走，这就是我们的宿命。想起了我们遥远的先人，他们就是这样从森林和沼泽中走出来的，队伍中经常因风暴的去来、猛兽的出没、歧路的选择而议论纷纷，他们的领路人也会因谣言和非难而无辜牺牲，但他们终于走出来了，走到了文明的开阔地。

--文明与蒙昧--
●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地为它呼喊几声。

●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并不存在的文明前提当作存在。文明的伤心处，不在于与蒙昧和野蛮的搏斗中伤痕累累，而在于蒙昧和野蛮错看成文明。

●剥除文明的最后结果，就是容忍邪恶，无视暴虐，文明被撕成了碎片，任人搓捏和踩踏。人类历史上一切由人类自己造成的悲剧，大半由此而生。

●文明的火种会不会在漠然者的心头重新点燃？文明的前提会不会使他们恍然收起振振有词的各自理由？具体来说，我们的一切文化行为会不会在人们心中产生真正的积极反应？

●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补，有可能无法修补，然而即便是无法修补的碎片，也会保存着高贵的光彩，永久地让人想像。能这样，也就够了。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历史与废墟--
●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碾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的力量和精粹。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字、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

●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地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则是新近重修。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够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哄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游行。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己，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怀古之情、兴亡之叹表明，中国文人在整体上倾向于历史体验，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只可惜历史太长，步子太慢，循环太多，经常同义反复，不能不满心徒叹无奈，满嘴陈词滥调。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文人的良心--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风雨天一阁》

●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风雨天一阁》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阳关雪》
●可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在中国历史上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样，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西湖梦》

●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

——《西湖梦》

●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梦》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的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笔墨祭》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笔墨祭》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

——《流放者的土地》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流放者的土地》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一个王朝的背影》

●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他们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

——《一个王朝的背影》

●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才华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致全然黯淡。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这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柳侯祠》

●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

——《庐山》

●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

——《庐山》

●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又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了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

——《庐山》

●……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行者无疆·自序》

●唐伯虎是好是坏我们且不去论他。无论如何，他为中国增添了几页非官方文化。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了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白发苏州》

●真正的艺术家之间可以互不服气，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尽释前嫌。这并不仅仅是艺术功力的征服，而是一种被提炼成审美形式的高贵生命内质，构建了互相确认。

——《大师与小人》

●除了少数逃罪人员和受骗人员，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比较优秀的群落。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健康的情志和体魄，何以脱离早已调适了的生命温室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许多难题超越精神贮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流浪的本义》
●一个处于创造过程中的天才人物有无限的生命潜力，一个敏于感受的智者可以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中领悟辽阔的时空。

——《奇怪的日子》

●最有意义的旅游，不是寻找文化，而是冶炼生命。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所作所为，比之于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比之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是短而又短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们理应更谦虚、更收敛一点。在群峰插天、洪涛卷地的伟大景象前，我们如果不知惊惧、不知沉默，只是一味叽叽喳喳地谈文化， 实在有点要不得。如果这算是什么“大散文”，那宁肯不要。

——《更谦虚一点》

●兴盛的是术，寂寞的是道，因此就出现了学者的责任。但是弘道的学者也永远是少数，历来正是由少数人维持着上层文明。

——《伏羲睡了》

●中国急需真正的精英文化，好弥补我们在终极关怀、人文精神、高层思辨、准确论证、专业学理、创新实验等方面的一系列历史性缺损。但是，这些年随处速成、随意自封的伪精英文化，以褊狭替代高度，以生涩冒充深刻，把无聊扮成风雅，把肉麻当作有趣，使中国人离真正的精英文化更远了。

——《借我一生》

●在历史上，蒙昧和野蛮战胜文明的事，屡见不鲜，对于人们的辨别能力和选择能力也不能评价太高。为此，文明的力量就需要焕发一种人格道义和牺牲精神，知识分子的高贵之处主要也表现在这里。

——《访谈录（三）》

●在充满战争狂热的土地上，真正的英雄并不坐在坦克里，或者捧着炸药躲在街角，而是那些冒充轻呼和平的人。

——《写三遍和平》

●在李白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

——《三峡》

●历代中国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虽有性灵巧思却难成大气。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两方面都不到位，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借我一生》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不是被政治化了，就是被技术化了。我们从小就听到的有关理想和知识分子标准的所谓“又红又专”，正是政治化和技术化这两端的拼接，恰恰抽去了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真实本位。

——《借我一生》

●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

——《遥远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