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一生都喜欢漂泊四方而靠一把子力气打工，很少有人一直拒绝安逸的固定工作而选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很少有人十几岁离家出走至老不归，很少有男人二十多岁丧妻怕后母虐待孩子而终生不再娶。我的外祖父就是这极少而又极少中的一人。
　　当我出生时，外祖父就是我家庭中的一员，我叫他姥爷。我的祖父母在我父亲年幼时就双双不在了，我的外祖母也在母亲年幼时撒手人寰，所以我的大上代只有一个姥爷。
　　姥爷出生在上世纪初叶，是山西清徐人。姥爷的家境还可以，属于下中农，他小时候读过私塾，是认得字的，但他十四岁却毅然离家出走，奔走关外。姥爷虽然识文断字，却没有练过一天武术，不过，是天生神力，一身力气七八个人是近不了身的，即使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也从来不知道害怕。
　　姥爷不喜欢守着土地过靠天吃饭的日子，便为人打工，主要是赶马车。别人都降伏不了的烈马，在他手上，就会乖乖地听话，让怎么走就怎么走，让怎么停就怎么停。他的鞭子能让马畏惧，知道不听话后果很严重，同时，他又极其爱马，让马享受到真心的呵护，身上从来洗得干干净净，不生跳蚤等虫子，肚子里从来吃得饱饱饿不着，马儿也就愿意听话，愿意出大力。
　　有一次姥爷独自赶车出去，半路马车塌了，把马压在车下，马挣扎了几次站不起来，当时找不到人搭手救援，姥爷怕时间长，伤了马，上前楞是一个人把几百斤的车给抬起来，解救出了驾车的马。
　　在我母亲还很小的时候，姥爷赶车出门，那时东北“林海雪原”正是座山雕之流的“胡子”最猖獗的时候，说多如牛毛也不过分，老百姓是谈“匪”色变，传说“胡子”如何如何厉害，一个“胡子”用一颗子弹可以打死十个人，“胡子”只有两种人不抢劫，其中男的不劫厨子，所以很多单身走路的都随身带一把切菜刀，不是防身，是为了冒充厨师。而姥爷自己赶着车，遇到“胡子”是无论如何冒充不了的厨师脱身的。所以后来辗转得到消息，说姥爷遇难了。姥姥信以为真，急火攻心，一下子就病故了。
　　姥爷遇上“胡子”的事情是真的，但他没有被“胡子”伤着，而是制服“胡子”，勇猛地夺下了“胡子”手中的枪，并砸个稀烂。为了防止大股“胡子”的报复，等到有剿匪部队路过时，才一同回家，而姥姥早已经咽气了。从那以后，姥爷就自己一个人带着我母亲过，直到解放后。
　　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大凡出身较好，而又认字的人，政府各部门都需要，但我姥爷没有干，认为赚钱太少。那时赚钱最多的就是重体力劳动了，姥爷就干最重的活。
　　最重的就是火车站的装卸工了，没有机械，都是人工搬扛，每人一次要扛二百多斤的东西，一天不知要上上下下多少个来回，别人都是偶而干几次，受不了那苦遭不了那罪，因为火车没有准点，有时白天到，有时深夜来，而姥爷却始终干这个，农忙时就去粮库扛麻袋，好处是都当天结算工钱，不拖欠。在母亲的记忆中，因为姥爷赚钱多，在家做饭时候少，总是下馆子吃，所以也没有任何积蓄。即使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也从来没有缺过母亲吃的。铁路和粮库都想让姥爷正式过去工作，姥爷没答应，只愿凭力气吃饭，不受别人脸色过活。
　　后来母亲嫁给父亲，来到边境，姥爷后来也一起过来，仍旧哪里最重的活，就到哪里去干，尽管我父亲是知识分子，有正式工作和固定工资，姥爷也是绝不肯花别人钱的。我与妹妹、弟弟相继出生，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显得紧，姥爷就经常到外边找活干，赚的钱从来不花，都交给母亲。我只记得他为当地最大的企业赶过马车，后来因受不了厂领导的气，一怒之下不干了。厂里竟再没有人能摆弄得了那些马，车也散架，马也瘦了，不得不托人请姥爷回去，姥爷心疼可怜马，回去了，但却声明，无论是谁，只要说出一句不好听的话，立即不干，厂里答应了，姥爷才回去。厂领导以为姥爷舍不得那份工作，故态复萌，以领导的口气说了一句什么不中听的话，姥爷马上拂袖而去，任谁再来搬请也坚决不去了，并且只要是什么单位的活也不干了。姥爷用过的鞭子，经常被我拿出来把玩，成了玩具，再无用武之地了。我手里挥鞭，嘴里也喊“驾驾！挝挝！驭驭！稍稍！”想象是在马车上，可惜鞭子太长，我个子太矮，力量不够，总也抖不出那个“啪啪”的清脆响声。
　　

　　姥爷开始上山“打砖”。所谓“打砖”，其实就是拆日本关东军在二战时修筑要塞或营房的砖，然后卖出去。虽然是旧砖，但非常结实耐用，五分钱一块，比新烧的红砖还贵出一分钱。“打砖”必须长期住在山中，没有房子，没有人烟，非常隐蔽，好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姥爷从来不说在山里受的苦，偶而带回来一些日本的军用品，如钢盔、防毒面具、子弹壳、钢笔、昭和年间的钱币等，也经常发现枪支、指挥刀、刺刀、弹药等，姥爷对用来杀人的武器特别反感，从来不拿，不但不拿，也不允许别人拿，能毁坏的就地毁坏，不能毁坏的就地掩埋。
　　有一次家里来个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是来向姥爷道歉的，说姥爷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却趁姥爷回家换季之际，偷着把姥爷打的砖卖了，他痛说自己如何不是人，声泪俱下，姥爷责骂了他几句，不为己甚，既没有揍他，也没有追讨卖砖的钱。家人说不揍他出气也就罢了，至少自己的那份钱应该要回来，姥爷说如果不到不得已，谁能做贼啊，他去偷也许是家里有困难，其实只要开口要，姥爷也会给他的。
　　姥爷的钱都赚得很辛苦，但姥爷用起来却很大方，只要有人开口借，几乎没有拒绝过，即使倾囊而出，也从不犹豫。钱借出去，也从来不去催讨，还就还了，不还也就拉倒，所以姥爷的人缘极好。但姥爷却从来不去求别人，家里缺什么用的东西，或是自己动手做，或是去买，一切自给自足。只有见别人向他借东西，从来没看到他向别人借东西。我家的各种工具是最齐备的，电工、木工、瓦工用品，以及农具等，应有尽有，即使有的东西暂时没有用或只用过一次，也要有备无患。
　　我们上学时劳动的比例是非常多的，经常要求自带工具，比如锄草、比如拉煤砍柴，比如挑水浇园，比如割小麦、大豆，比如采摘中草药，比如挖沟填土，比如扫雪拾肥，比如拆迁旧房，我从来没有借过工具，都是用自家的东西，很多是出自姥爷的手，用起来特别趁心。
　　后来城市不盖平房盖高楼，用上了新型建材，没有人高价买旧砖了。而且各种工作的知识含量越来越多，只靠力气不能赚大钱了。
　　这时姥爷虽然余勇可贾，但已经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正好有柈子场需要夜班更夫，姥爷去了。经理觉得姥爷岁数大，柈子场面积又大，并位于市区边上，所以嘱咐，遇见小偷小摸的不一定要管，企业也不在乎丢一星半点的木材，主要注意防火，雇更夫主要是公安局强制要求，否则未必需要呢。
　　姥爷去了之后，很是认真，每天上岗后都在场院巡视，见到附近居民偷木材的，总是和颜悦色地相劝，一般人也就听话放下了。有个别青年，看姥爷年迈，自恃年轻体壮，偏不听话，想强行下手，可是他们动起手来，发现姥爷虽然年迈，力气却不亏，一二百斤的重物一举手就拿起来，收拾他们几个太轻松了，所以渐渐没人敢去偷了。姥爷起得早，每天早晨把场院扫得干干净净，不结实的板障子也都进行了加固维修。比较破败的企业面貌也有了改观，这大大出乎经理的想象，主动提出给姥爷加了工钱。
　　再后来，公安局对更夫有了年龄上的要求，七十多岁不允许上岗了。姥爷本该颐养天年，不干什么了。但他说自己能走能撂，不能吃闲饭。于是到郊外十里处的山沟旁一镐镐一锹锹独自开了一片荒地，春天开始就去种一些蔬菜和大豆、西瓜，并用木头和泥土盖起一个窝棚，经常住在里面，蔬菜都没有上化肥施农药，属于纯天然食品，成熟了一样就骑自行车翻越险坡顶着大风送回家里，到秋天，我们全家推着小车，把所有的收成拉回来。
　　几亩田地到市区的有几个很大的山坡，徒步也是非常难走的，何况骑自行车驮东西了，姥爷经常走很长时间才到家。我们问他是否耽误在上坡了，果然是，但不是他自己上坡费力。而是每次看到别人推东西上坡他都搭把手帮助推，帮了一个又一个，上坡后又把人家送出好远，最后自己还得返回坡下推自己的自行车。
　　一直坚持到八十岁，他感到手握不紧东西，使不上力，提几十斤已经很费力，一二百斤竟是用不上力举不起来了，并渐渐疼痛起来，自己念叨说，岁数大了，活到头了，连力气都没有了。我们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一问年龄，说不用检查，这个岁数肯定全身都是病，回家该吃点好的吃点，该喝点好的喝点，也不用治疗了。在我们执意坚持下，给做了检查，竟没有发现任何疾病，只是胳膊上有旧的骨折，已经错位，所以导致疼痛，而且断的部位已经长死了，无法重新接骨，于生命是无大碍的。
　　但姥爷说不想给晚辈添麻烦，该是走了的时候了。于是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吃药不说话，他一生都在付出，一生都在帮助亲人和别人，而当他需要亲人和别人帮助时，他拒绝了，他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对于人生，没有贪恋，一周后，无疾而终。
　　他的丧礼，街坊邻居都主动来帮忙，因为自从住到这里，每天他都把楼下的道路清扫一遍，夏天扫去灰尘，冬天扫去积雪，这个楼前的道路从来都是最干净的地方。无论看见谁在打架，他没有一次不劝解的，语言不行，就动手分开双方。无论看见谁拿重物或推车吃力，没有一次不帮忙的。无论谁张口借钱借物，没有一次拒绝的。他一切赌博的东西都不沾，没有任何酒肉朋友和玩友，没事时就看一本批判用的学习资料，上面有《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朱伯庐治家格言》等，他常对我讲，这是一本好书，至少这本书他看了二十多年。
　　姥爷走了已经十五个年头，如今又要到他的忌日了，我想起了姥爷传奇的一生，清白的一生，倔强的一生，平凡的一生。
    他的坚强，他的善良，是我无穷的财富。